不願說謊的蔣彥永醫生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曾揭發內地沙士疫情的解放軍醫蔣彥永重獲自由。

曾經對外說明自己在擔任軍醫時，親眼目睹「六四」期間民眾被軍隊槍殺慘況的蔣彥永醫生，因為寫信建議中央承認當年鎮壓天安門「六四」運動的錯誤，自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被便衣警察逮捕、七月十九日被送回301軍醫院家中「雙規」。

蔣彥永醫生在八九年六四時是解放301醫院的外科主任。六月三日晚上，蔣醫生聽到反覆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約十時，他在宿舍裏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他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他，他趕緊奔到那裏。使他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他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蔣當外科醫生已三十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柩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他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他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醫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他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時多開始到半夜十二時，在這兩個小時中，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醫生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醫院的每一位參加搶救的醫護人員都萬萬沒想到會出現這種使正常人無法理解的慘事。蔣當時也以為不知是哪個部隊的頭頭在胡來。他和當時到急診室來參加搶救的廖院長說，是否可以和上面通電話，報告在他們面前發生的意外情況，請上面趕快制止。廖院長也和其他醫生們一樣，不斷流淚，不知如何是好。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員送到醫院來了。這時蔣醫生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他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蔣彥永醫生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可是，蔣醫生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他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這麼多年來，蔣醫生眼看著許多堅持講真話的人被罷職，那些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表態「好」，卻被提升。他自己亦一樣，曾因為談論六四的問題時明確表態，於是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一九九八年，蔣彥永醫生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二零零四年二月廿四日，蔣彥永醫生再就六四上書人大代表和國家領導人，建議並敦促政府當局早日為八九學運和六四正名。想不到這一出於善意和良知的正義之舉，竟遭到了政府有關當局的忌恨，對他採取了粗暴無理的處置：自六月一日起，他和他夫人被強迫失蹤了。

六月一日，蔣彥永醫生和他的夫人華仲慰乘坐解放軍301醫院的專車離開他們的住所後就失蹤了。六月三日，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提問時表示"不知下落"。六月十五日，蔣夫人華仲尉回到家中，證實蔣彥永醫生確已被羈押，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當局軟禁八個月後，七十三歲的蔣彥永醫生正式獲當局解除軟禁，但仍受到某些限制，包括不准出國旅遊。

偉大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 「愛國光榮」的兒子──蔣捷連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唯一的兒子，被趕赴天安門廣場去鎮壓學生運動的解放軍槍殺了，遇難時才剛滿十七歲。


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作為中學生的蔣捷連就十分關切。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他與班上數名同學組織所在學校二千餘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他又多次於深夜外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的行動。六月三日傍晚，中央電視臺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切後果自負。此後，他在家裡坐立不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去天安門。丁子霖在家裡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最後他掙脫了她，沖進浴室，倒插上門栓越窗而去，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我可能中彈了！」
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半，蔣捷連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兩人一同騎車到天安門，但他們到了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此時木樨地橋頭的人潮，與強行突進的戒嚴部隊對峙，戒嚴部隊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血泊之中。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蔣捷連和他的同學躲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29號樓前長花壇後面；可是，他和同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那位同學聽到蔣捷連輕鬆地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黃色的T恤衫。當時，周圍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抬到29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後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出租車，由兩名民眾把昏迷的蔣捷連抬上車，送往醫院。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丁子霖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地等待。六月四日清晨六時許，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到丁的家裡報信，說蔣捷連受了重傷，但卻不知道被送往哪一所醫院。

於是，丁子霖和親屬、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二十多所醫院，但均未找到蔣捷連的下落。下午，北京兒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去認領屍體。原來蔣捷連由好心人送到了兒童醫院。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臺時，他早已停止了呼吸。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

「愛國光榮」
六月六日下午，丁子霖與丈夫、家人、親友、師長等二十餘人在醫院為兒子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他們在他那濃密的頭髮周圍繫上了那條他引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六月七日，蔣捷連的遺體避開戒嚴部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的親屬和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著「愛國光榮」的輓聯覆蓋在他的遺體上。丁子霖與丈夫因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丁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貼胸處。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即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丁子霖把兒子的骨灰迎回家裡，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櫃正面，丈夫為心愛的兒子刻下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
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
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
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
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此後十六年來，丁子霖不顧個人安危，為六四死難者及其家屬，爭取國內外的捐款而吶喊，為收集「六四」死難的證據、證詞而奔波。從九零年開始丁子霖頂著巨大壓力，每年都向中共當局上書，「要求平反六四、懲辦兇手」。失去兒子的母親，為六四死難者平反而艱難奔波，還要向活著的難屬、傷殘表達安慰和敬重，她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合情。因此她贏得了國內外人們的尊重和支持，被尊稱為「天安門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