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作為中學生的蔣捷連就十分關切。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他與班上數名同學組織所在學校二千餘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他又多次於深夜外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的行動。六月三日傍晚，中央電視臺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切後果自負。此後，他在家裡坐立不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去天安門。丁子霖在家裡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最後他掙脫了她，沖進浴室，倒插上門栓越窗而去，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我可能中彈了！」
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半，蔣捷連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兩人一同騎車到天安門，但他們到了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此時木樨地橋頭的人潮，與強行突進的戒嚴部隊對峙，戒嚴部隊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血泊之中。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蔣捷連和他的同學躲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29號樓前長花壇後面；可是，他和同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那位同學聽到蔣捷連輕鬆地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黃色的T恤衫。當時，周圍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抬到29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後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出租車，由兩名民眾把昏迷的蔣捷連抬上車，送往醫院。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丁子霖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地等待。六月四日清晨六時許，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到丁的家裡報信，說蔣捷連受了重傷，但卻不知道被送往哪一所醫院。
於是，丁子霖和親屬、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二十多所醫院，但均未找到蔣捷連的下落。下午，北京兒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去認領屍體。原來蔣捷連由好心人送到了兒童醫院。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臺時，他早已停止了呼吸。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
「愛國光榮」
六月六日下午，丁子霖與丈夫、家人、親友、師長等二十餘人在醫院為兒子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他們在他那濃密的頭髮周圍繫上了那條他引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六月七日，蔣捷連的遺體避開戒嚴部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的親屬和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著「愛國光榮」的輓聯覆蓋在他的遺體上。丁子霖與丈夫因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丁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貼胸處。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即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丁子霖把兒子的骨灰迎回家裡，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櫃正面，丈夫為心愛的兒子刻下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
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
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
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
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此後十六年來，丁子霖不顧個人安危，為六四死難者及其家屬，爭取國內外的捐款而吶喊，為收集「六四」死難的證據、證詞而奔波。從九零年開始丁子霖頂著巨大壓力，每年都向中共當局上書，「要求平反六四、懲辦兇手」。失去兒子的母親，為六四死難者平反而艱難奔波，還要向活著的難屬、傷殘表達安慰和敬重，她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合情。因此她贏得了國內外人們的尊重和支持，被尊稱為「天安門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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